仕履坎坷的苏东坡在被贬黄州以前，一直沐浴着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春风，也笼罩在宰相韩琦“轼之才，远大器也”的荣宠之中。被贬黄州后，经历四年多的扪躬自省，改往修来，成就了他的黄州精神。那就是——对于人生逆境，他执着旷达;对于仕途困境，他爱国泽民。

 

苏东坡进入人生最落魄困顿的阶段，该如何度过他的逆境人生?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曾这样评价苏东坡：“傲睨雄暴，轻视忧患，高视千古，气盖一世”。“轻视忧患”四字，最为精准地概括了苏东坡一生战胜逆境的超然自适，旷放豁达的人生态度和精神法宝。苏东坡选择了儒家的道德自律，不懈地加强自我的人格修养，这与屈原“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离骚》)是相一致的。通过加强自我精神修养，保持坚定的信念、高远的志向、优良的品德、顽强的性格，以抵御现实的打击和磨难。

首先是解决经济困难。虽然太守徐君猷等给予苏东坡一些资助，可二十几口人的大家庭生活还是十分困难。他的第一个方法是量入为出，《答秦太虚书》就详细描写了他的做法：“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后来，故人马正卿为他请到了废弃的营地数十亩。他又得以躬耕，自食其力以补贴粮食的不足。

其次是解脱精神孤寂。身在异乡为异客，苏东坡解决孤寂的方法十分简单又非常奏效，那就是他在《与赵晦之》信中所说：

某谪居既久，安土忘怀，一如本是黄州人，元不出仕而已。

在东坡的眼中，黄州就如同自己的家乡西蜀州一样。他在《与范子丰》写道：“临皋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苏轼文集》卷五十)“何必归乡”，何处是乡?他回答： “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好一个“心安处”!这句话是他对家乡认同感和价值认同感最经典的概括。这种解决方式同样地应用到了后来的惠州和儋州，足以说明苏东坡在逆境中形成了一以贯之的信念。

旷达，就是开朗、豁达。这是苏东坡的生活态度。他用很大的热情投入到日常琐事中，并从最简单朴素的生活中发现诗意，从而收获快乐。比如，东坡爱酒而不善饮，他会自己动手酿酒。他得到西蜀道士杨世昌的酿酒秘方，动手酿成“东坡蜜酒”，记载在《蜜酒歌并叙》中，诗写道：“真珠为浆玉为醴，六月田夫汗流泚。不如春瓮自生香，蜂为耕耘花作米。一日小沸鱼吐沫，二日眩转清光活。三日开瓮香满城，快泻银瓶不须拨。”他细腻地写出了酿造过程中酒一天天、一点点的变化，笔墨轻快，他多么享受这过程。又如《元修菜并叙》，他从颜色、形状，炒制的过程等多方面细致地介绍元修菜，还特意提到从蜀中移植黄州的做法。他还为小吃“为甚酥”、大麦饭( “二红饭” )作诗，乐观的自适以乐充溢着苏东坡生活的方方面面。苏东坡为何会不厌其烦地写这些呢?就因为苦中作乐本身包含着生活的智慧，笑对苦难正是达观的表现。

苏东坡在安宁的乡村里劳作自给，心情宁静而快活。原本躬耕东坡十分辛苦，“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东坡八首并叙》)。可他能找到快乐的立足点，“某见在东坡，作陂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乐事。”(《与李公择十一首》之九)他还为此写下了著名的《东坡八首》。除了记录农耕时的审美感受，对收获的期许也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喜悦。

这种态度也十分充分地流露在诗词中，《赤壁赋》是代表。“苏子”或忧虑、或消极、或平静、或豁达，种种思绪对峙——交锋——化解，终融入朗朗的月色，化作诗意的箫声，飘散于清新的江风中，留下的是哲人般的思辩。它审美地再现了苏东坡在黄州的精神历程，在经历了政治困境、精神孤寂和痛苦反思之后，终于作到无思无虑，忧患化解于无形，终于抵达成熟的人生境界——“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

苏东坡谪居黄州，不得签署公事，不得离开本州，陷入了 “尚费官家压酒囊”的无奈。但是他坚守“有责斯世”，“道济天下”的志向。如同他给《与李公择》书中所说：“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于造物。”这就是他处世的信条，为仕的准则。

苏东坡身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对君主，他始终怀着一份敬畏和感恩。他在被贬谪黄州的苦难日子里，始终认为自己 “罪大责轻、君恩至厚”(《与王文甫》)。他写给王巩的诗以表达心志：“世事饱谙思缩手，主恩未报耻归田。”这就说明报恩在他此时心目中的地位。

苏东坡的感恩是发自内心的，因为能够免于一死而谪居黄州，是因为神宗的爱怜。这在《苏辙集•东坡先生墓志铭》中有记载：“上初薄其过，而浸润不止，至是不得已从其请。既付狱吏，必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上终怜之，促具狱，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 苏东坡被贬黄州后，神宗数有意复用。元祐三年(1088)，苏东坡重新入朝，在京任翰林学士兼侍读，高太后还当面向他谈起神宗对他的眷爱。

宣仁后问曰：“卿前年为何官?”曰：“臣为常州团练副使。”。曰：“今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学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岂大臣论荐乎?”曰：“亦非也。”轼惊曰：“臣虽无状，不敢自他途以进。”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轼不觉哭失声……

正因为如此，在黄州期间他仍然关注国家大事。元丰四年(1081)，神宗命种谔等大将兵分五路征讨西夏，十月，洮西战胜西夏，捷报传来，他喜极而作《闻洮西捷报》(《苏轼诗集》卷二一)，欢呼“放臣不见天颜喜，但惊草木回春容”。这是他热爱君国的具体体现。

身为“罪臣”的苏东坡，在贬谪之地不忘“仁义为本”，“匡世济时”。譬如，他上书鄂州太守朱寿昌，希望官府能制止黄州溺婴的风俗。为此，他组织救护，募集钱物，自己还捐款十千，使黄州民风为之一变。他还从切身感受出发，推己及人，表达对百姓的深切同情。作于元丰四年(1081)《浣溪沙》五首：“雪晴江上麦千车。但令人饱我愁无”。这种诗情与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白居易的“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新制布裘》)，同样是诗人“视民如视其身”的仁厚情怀。

南宋诗人陆游在《跋东坡帖》中，对苏东坡一生作出了公正的评价：“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是的，苏东坡的黄州精神，代表了有宋一代士大夫在贬谪境遇里忍辱负重，顽强不屈，乐观旷达的群体意志，给我们当代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和永远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