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40余年创作生涯，4800多篇文、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数量居北宋文学家之冠；“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些千古传诵的句子，是他唯一想留给这个世间的？

辞世的前几月，苏轼给朋友写了封信，确信此生没有虚度，因为完成了传世著作，儒家事业有了交代。但赐予苏轼“文忠公”谥号的是南宋第二位皇帝宋孝宗，感叹苏轼未尽的王佐之才。在学生秦观眼中，政治才干和文艺创作不过是“与世周旋至粗者”，老师最大的成就是道德修养上的“性命自得”。而到了明代小说中，苏轼又俨然是一个“风流帅”。若徜徉于西子湖畔、漫步苏堤之上，或在孤山脚下的楼外楼小酌一番，则有文人雅士一边品尝“东坡肉”，一边欣赏子瞻先生（苏轼字子瞻，源于“登轼而望之”）的墨迹。

其实，在苏轼身后的物质和精神世界里，还散落着更多的生命与文化焦点，可谓琳琅满目、触手生春。苏轼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耳”，宋代人也以“文曲星”视之。中国古人相信，神仙在尘世间可以幻化诸相，且诸相非相。苏轼的本真真是令人琢磨。

开封府的“魔鬼历练”

看京剧的时候，觉得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是何等的威风。但在北宋政治现实中，开封府判官其实是个劳碌命。司马光曾形容开封府狱讼繁多，“自旦至暮，耳不暇听，目不暇视”。

苏轼于熙宁二年冬来到这里做代理判官，干了整整一年。之所以有此差遣，乃是拜王安石所赐。王安石在朝中主持变法，苏轼屡次表达异见；王安石遂“欲以吏事困”之，想让他忙得不可开交，更无暇开口。据说，苏轼在开封府“决断精微，声问益振”，锻炼了处理繁琐政务的能力。这种能力在日后的仕途中得到验证。

从建安七子刘桢的“沉迷簿领书，回回自昏乱”开始，感慨沉沦下僚、俗务缠身成为中国古典诗文的一大主题。但面对类似的种种情形，苏轼似乎没有什么抱怨。他不仅把政务安排得井井有条，而且完成得极为潇洒。

《梁溪漫志》记载，苏轼在杭州为官期间，经常在西湖边上办公，早晨从涌金门泛舟而来，中午到普安院吃饭，于冷泉亭据案断决，处理公文时“落笔如风雨”，傍晚则乘马以归。据说，道路两旁灯火通明，站满了人，等待一观太守风采。

苏轼何以有此超能力？开封府的“魔鬼历练”可能是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清波杂志》一书中还道出了关键因素：盖坡为郡日，当直司日生，公事必着于历，当晚勾消，唯其事无停滞，故居多暇日，可从诗酒之适。原来，苏东坡有工作日志，当天事务当天了结，并在日志上用笔勾画，从不拖延。到了南宋，这些工作日志成了书法墨宝而为人珍藏。

如此关心民瘼、勤政为民，即便没有那些劳什子诗词，苏轼也应该留名史册。他在杭州赈灾浚湖，除夕夜竟野宿在城外；他在杭州设立公立医院，三年内治疗了1000个病人；他在密州斋戒吃素，为受到蝗灾的人民祈福；他把药方用“大字报”抄写在密州市镇，让看不起病的百姓得到帮助。

徐州发洪水的时候，他几十天过家门而不入，说“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而且，他不是在抗洪前线慰问性“走一遭”，而是住在城墙上两个多月，与民众共患难。他还在黄州成立“救儿会”以改变溺婴陋俗，又募捐钱款向那些应允养育婴孩的家庭给予资助。

晚年受到极大政治迫害被贬惠州、儋州后，苏轼仍然不颓唐。他一方面从精神上寻求安慰，把万里流放视为对自己的考验，“恐是诸佛知其难化，故以万里之行相调伏耳”；另一方面直面现实，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实事。当时，广州人饮食用咸水，经常生病。苏轼就献策，建议用竹筒把20里外蒲涧山的淡水引过来。他还在惠州推广“碓磨”“秧马”等农具，以减缓当地农民的劳苦。

黄庭坚感言，苏轼的个体生命虽渺小如“太仓一稊米”，但“至于临大节而不可夺，则与天地相始终”。

善于根据变化调整心态

苏轼的爱民勤政，不仅缘于所接受的儒家教育，而且更有人生哲学作支撑。他善于根据人生际遇的变化调整心态，以使自己长期处于一种生气活泼、欣乐自足的境界。

《庄子》主张“物化”，苏轼则喜欢讲“应物”——“平生为道，专以待外物之变”“天道何常之有，应物而已矣”。“物化”“应物”当然不是孙悟空的七十二变，而是一种无执的心灵，不固执某一特定的生活环境或某一目的，超越现时刻、现阶段乃至现世的生命，以追求永恒的精神价值。然而，超越并不是拒绝、否定、逃避。苏轼是在接受、顺应、调整中逐步实现超越的。

“应物”不是对现实的默认与妥协，更非让心灵拱手认输，而是相信现实本身也时刻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现实本身没有执着于当下，那心灵又何必于当下执着？

“应物”可以减少现实处境对心灵的束缚，使生气活泼的状态重获平衡。在苏轼眼中，荒山大江的黄州与西湖美景“未见议优劣”，同样可以“饮村酒醉后，曳杖放脚，不知远近，亦旷然天真”。而“九死南荒”的海南生活，何尝不是冠绝平生的奇游？当北归无日的时候，苏轼就把自己看作一个累举不第的惠州秀才，“有何不可”？

“应物”哲学是逼出来的。乌台诗案虽没有被处死，但苏轼的心灵已经死过了一次。狱中写给弟弟苏辙的诀别诗表明，他“自度不能堪”，是准备死在狱中的。经过这番锻打淬炼，他终可“谈笑于死生之际”了。

“应物”的过程中，一方面是脚踏实地。乌台诗案后贬谪黄州，衣食堪忧，负债累累，怎么办？只有“痛自节俭”，限定每日开销，把钱串挂在屋梁上，并将挑钱的画叉藏起来；又躬耕于东坡，与泥土接触中体味“劳苦之中亦自有其乐”。牛羊肉吃不起，就买些猪肉，谁知一吃就吃出了道千古名菜。后来在惠州仍吃不起羊肉，却突然发现把羊蝎子蘸盐微烤，竟然美如“蟹螯逸味”。徐州的酒薄，不如官酿，便随手将一位朋友的顺口溜写成《薄薄酒》：薄薄酒，胜茶汤；粗粗步，胜无裳；丑妻恶妾胜空房。“聊胜于无”毕竟也是一种“有”，稻草虽弱却亦能救命。流放海南，即便感到“无复生还之望”了，仍然可以先做事——“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死即葬于海外罢了。

“应物”的过程中，另一方面是精神自信。苏轼在惠州时乘舟遇雨，河水暴涨，“天水相接，星河满天，起坐四顾太息”。苏轼不是怕死，却怕自己的心血结晶——《尚书》《周易》《论语》注释稿就此沉溺。于是，只能内心祷告：“天未欲使从是也，吾辈必济。”果然，最终有惊无险，而苏轼的幼子苏过一直在旁边鼾睡，百呼不应……委运任命不是悲观颓唐，而是不暇预虑过多，不暇杞人忧天。

“水到渠成”是苏轼经常用来自我宽慰的词。他似乎对水情有独钟：“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流水为苏轼照鉴出天地自然的本真。水的“随地赋形”，最能契合苏轼的“应物”哲学。

感受天地的生气活泼

“应物”的生命永不枯寂，苏轼的世界也是丰赡而多彩的。

晚年从海南贬所归来，虽然苏轼说自己“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但从《邵氏见闻录》来看，其风采依旧不减当年：东坡自海外归毗陵，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东坡顾座客曰：“莫看杀轼否？”其为人爱慕如此。

千万百姓观瞻苏轼，这让人不禁想起元丰二年苏轼到扬州平山堂挥毫写词的场景。当时，“红妆成轮，名士堵立，看其落笔置笔，目送万里，殆欲仙去尔”。

“应物”，所以要接受天地万物的不齐，“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被秦观视为苏轼最高成就的“性命自得”，即顺应万物而不执于一。而苏轼最不满意王安石之处就在于，后者拒绝万物不齐，喜好并强迫他人随同自己，“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陈述，作新欺人”，且欲以其学同天下。

“应物”，所以苏轼的生活实践、文艺实践才如此丰富。苏轼总善于在平凡的事物中感受天地的生气活泼。连村里造桥乃至掩埋尸体这样的事，都能让苏轼感到“条理”，体味人生的慰藉。

宋代理学家认为“作文害道”，苏轼却将写作视为一种乐趣、一种时常发作的瘾：“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达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后来，袁宏道承苏轼之语说：“我辈非诗文不能度日。”

不可否认，即便万斛泉源的苏轼，在文艺创作上也必然要花费精力时间。而人生光阴总是有限的，创作不可避免会妨碍其他事务。苏轼采取的方法是取消文、道之间的二元对立。钱塘有一少年僧人思聪，醉心文艺，弹琴、书法、作诗样样精通，亦爱研读《华严经》。苏轼对他说，对于修道而言，《华严经》不过是一种暂供休憩的蘧庐而已，琴棋书画更微乎其微。悟道不能从虚空入，还是要从实践入手。苏轼认为，人生问题的解决，只有“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无别胜解”，即凡心即超越，即色即空，即世之所乐而得超然。

由此，苏轼毫无保留地驰骋遨游于文学与艺术天地，尽凡心于其中，开辟了历史上的大境界：诗文开宋代新貌，词开豪放，书法开尚意，绘画开文人。

苏东坡是文人，更是哲人。他留给世间的，既有一个丰富的文艺世界，更是一种具有温度、厚度、韵度的生命哲学。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区分了几种人生态度：“现实”减“梦想”等于“禽兽”，“现实”加“梦想”等于“心痛”，“现实”加“梦想”加“幽默”等于“智慧”。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苏轼比较接近第三种。

这是一种不易达到的高境界。用秦观的话来说是“与世周旋”，用朱光潜的话来说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如果用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宝绘堂记》《醉白堂记》《超然台记》这五篇名作中的话来说就是：人生如寄，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与无尽藏之造物者游，安往而不乐。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