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这一生，经历了宦海起起落落。我们看到一个曾经高居庙堂的知识分子，贬谪之后不得不像普通百姓一样面对很多琐碎的生活问题。我们也从苏轼的诗词中品味着他人生的悲欢离合，感受他当年的心境，找到与他内心的相通之处。苏轼乐观豁达的精神、任何打击都不能让他屈服的姿态，让我们觉得可以跟他的心贴得很近，并且可以从中汲取共同的力量。
扎根民间的家国情怀
苏轼在“乌台诗案”后被贬至黄州。朝廷为照顾他的颜面，仍然保留了他“检校水部员外郎”的身份，但其实他已没有任何实权，不能办理公务，而且时刻处于专人的监视当中。尽管处于这种境遇当中，苏轼却无暇对自己的个人生活患得患失，他更专注于黄州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敏锐地发现这个地方溺婴的陋习。黄州土地贫瘠，无法养活太多的人口，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舍小保大”，以溺婴（尤其是女婴）的残酷方式减缓生存压力。没有行政权的苏轼怎么处理这件事呢？他找到了当地德高望重的安国寺长老继连，请他出马，教化乡民，佛家讲“不杀生”，何况自己的亲生骨肉呢？他还找到一位叫古耕道的富商，请他出资建立“救婴会”。苏轼自己做什么呢？他把自己并不宽裕的俸禄拿出来换成口粮，发放给乡民，让他们养育孩子。宗教感召加上经济激励起到了作用，在苏轼任上，黄州百余名婴儿免遭溺亡。
绍圣元年，苏轼被贬谪岭南，面对的是更险恶的生存环境。惠州丘陵纵横，河网密布，地形复杂，交通闭塞。苏轼决心为当地修桥筑堤，解决交通问题。工程资金短缺怎么办？苏轼不仅捐出御赐的犀带筹资，还给弟弟苏辙写信筹资。苏辙变卖家产，其夫人甚至捐出闺中积蓄，用于资助“两桥一堤”的建造。
被贬谪海南儋州时，苏轼已62岁，与昌化知军张中访当地士人黎子云后，由黎氏捐地、张中出资，共同创建载酒堂。载酒堂就是后来的东坡书院。苏轼在此广招学子，教给他们经史子集、四书五经、儒家经典，引导他们研习中原文化。从这时开始，儋州的学子络绎不绝地跨越海峡，踏上科举之路。苏轼三年的文化拓荒，为这个地方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苏轼被贬谪到黄州、惠州、儋州，给这三个地方带来了中原文明与儒家教化。值得指出的是，被贬谪的官员职事分离，其实根本算不上官员。黄州、惠州、儋州现在都是好地方，但当时属于偏远化外之地，把官员贬到那里，实质上是一种惩罚和羞辱。但苏轼在仕途的困境当中，却仍不泯家国之志，扎根民间，尽己所能，造福一方百姓。
施与爱与得到爱的能力
在黄州的某个夜晚，苏轼突然醒来，他梦到了自己儿时父亲严格检查他功课的往事。当年，父亲对苏轼既爱且严，悉心教导，苏轼小小的年纪就立下了“发奋识遍天下字”的志向。这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宏图大志，但孕育了他成年以后“不辞驿骑凌风雪”，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苏轼与苏辙的兄弟之情也支撑着他度过漫漫的人生长夜。苏轼在湖州任知州仅三个月时被捕，苏辙冒死向宋神宗上书：“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以自己的官职和爵位为抵押，请求赦免苏轼的死罪，写下“ 臣早失怙恃，惟兄轼一人，相须为命”的血泪之言。苏轼在狱中写下：“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二人劫后余生，感慨良多，苏轼无论被贬谪到什么地方，都不会中断与弟弟苏辙的书信往来。他们不仅交流诗词歌赋，也畅谈人生际遇。当苏轼被贬谪到海南儋州时，苏轼为了建学堂到处筹款，苏辙再次变卖家产，帮助兄长集资。
就像当年父亲对自己一样，苏轼对儿子的教育既严格又温情。他手把手地教孩子读书、写字，悉心培养他们成才，在家庭的困境当中，鼓励他们自强不息，积极应对生活的磨砺。同时，他也对孩子寄予朴素的感情，希望他们无灾无妄，生活顺遂，他给幼子苏遁写道：“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苏轼在儋州贬谪期间，儿子苏过带着妻子和孩子陪伴他生活，照顾他的起居，和他一起过苦日子，“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这个时候，苏过成为苏轼的精神支柱，某种程度上，苏过就是他生命的延续。
我们看到苏轼怀念亡妻王弗的真挚感情，他在《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中写下“十年生死两茫茫”，令人感慨。我们也看到苏轼与友人间的真挚情谊。他与黄庭坚的书法艺术区别很大，但这并不妨碍两个人互相欣赏与互相调侃。苏轼与佛印是至交好友，但流传于世的却是略显粗俗、亦庄亦谐的对话。这些充满着盎然情趣的生活细节，在生命的困境中演奏出灵动的旋律。千年过去了，我们依然能对苏轼充满丰沛生命力的文字感同身受，这些文字充满了他在生活中对家人、对友人、对所有人的真挚情感，彰显着他施与爱与得到爱的能力。
栖居文学的疆域
在黄州、惠州、儋州，苏轼写出了他的绝大部分传世名作。一个陷入困境的知识分子，没有狼狈不堪，消沉困顿，反而激扬文字，迸发出惊人的创作力。苏轼在仕途低谷里行走，他的文字却攀上了顶峰。这个现象颇有意思，中国文学史上或许不乏其例，但苏轼无疑是最典型的。
诗意始终在化解苏轼的困境。在黄州期间，苏轼写下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等名篇；在惠州，苏轼写下“天涯何处无芳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在儋州，苏轼写下“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苏轼在仕途平步青云的时候，虽然政绩可圈可点，但文学上的成就却多少有些平淡，或许只是《饮湖上初晴后雨》等为数不多的作品能引起我们的注意。
这或许是因为，在贬谪期间，苏轼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他预设的生活轨迹，此前不曾设想的生活带给他更多的感悟，扩展了他人生的深度与广度。在他颠沛流离的过程中，有了更多思考的时间，也产生了更多的创作灵感。当他看到都城之外更广阔的世界、更“真实”的人间，就能够有机会关注更广阔的社会图景。他的视角越向民间延伸，他的作品在他本就具备思想深度的基础上，越发产生了更实在、更有温度、更有生命力、更有质感的体验。
当我们翻看苏轼的早期作品，发现他虽然颇具才华，但属于他自己的风格还是在贬谪期间形成的，他语言风格的变化、技法的成熟、情感的充沛，从中规中矩到肆意张扬，文字的张力可见一斑。从词作上来看，最早他带有婉约的风格，在走遍大江大河之后，他的词风愈加豪放，而且遣词造句当中，不仅语法精妙流畅，还带有很强的思想性和学理性。在儋州期间，晚年苏轼更为成熟，文风返璞归真，《试笔自书》中“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没有辞藻堆积，平实且质朴地抒发感情。这是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在人生落幕之际归于平淡的慨叹，更具悲怆的艺术美感。
中国古代哲人提出“人生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这也是传统社会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苏轼因为被贬谪的缘故，远离了政治中心，但是他也“因祸得福”，借此开辟了更广阔的文学疆域。他的思维与对世间万物的理解融合在他的文学审美体验当中，比一般意义上的“立言”更广阔，也更能穿越时代、深入人心。
多元文化交融的支撑
北宋多元交融的文化风气之下，不难出现苏轼这样的人。相比秦、汉、明、清，北宋还是一个相对包容的朝代。政治的评价体系是一回事，士大夫群体的精神共识是另一回事。尽管党争严酷，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不会过度侵蚀文化领域。可以说，政治上的“正统”与文化上的“道统”并行不悖，文化权威可以消解政治失意，甚至形成抗衡。时人以“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比拟苏轼的豪放词风，与柳永婉约派并列，在当时文化界对其文学地位的肯定当中具有代表性。
“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从繁华的都城到偏远的儋州，苏轼的诗词在市井和乡野流传广远，人们诵其诗、读其书、想见其人。从儋州返回途中，苏轼经过一条运河时，岸堤之上汇聚了围观的人山人海。苏轼见到这个盛况，吃了一惊，他与家人开玩笑说：“这难道是要看杀我吗？”苏轼这个时候的心境如何？或许他终于在漫长的贬谪生涯中体会到了某种自洽：既然得到了这样的认可，仕途的失败又算得了什么呢？
在北宋，贬谪本来也不是什么耻辱的事情。政见不合再正常不过，即便党争落败也不算污点，这都属于“公罪”，严格区分于贪赃枉法、徇私舞弊、蠹国害民等“私罪”，完全能得到士大夫群体的宽容。苏轼在贬谪期间，故朋旧友毫不回避，赠送他钱粮，给予他支持，即使是当初水火不容的王安石，也给宋神宗谏言：“圣朝不宜诛名士。”他们在朝堂上是政敌，但即便是对手，也不能消解他们广泛的精神共识。所以，苏轼与王安石晚年在江宁相见，能够相逢一笑泯恩仇，煮酒和诗，欢饮达旦。
如果只用“豁达”来解释苏轼在逆境中活出精彩的人生，未免不够充分。苏轼知世事而不世故，他能够在颠沛流离中安顿身心，一方面来自性格的纯净与宽厚，另一方面来自中国传统社会多元文化的深厚滋养。儒家的“仁爱”使他穿越逆境，禅宗的“通透”使他放下执念，道家的“超脱”使他随遇而安。三者的共同作用，使他既能超然物外，也不泯灭济世热忱。
苏轼这一生，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他热爱生活，具有从饮食这种日常平凡琐事中提炼快乐的能力。他乐于与乡野农夫一醉方休，也善于和学林高士吟诗作赋，面对任何人、在任何境况里，他都保持着温厚与圆融。苏轼的一生固然有诸多遗憾，但到晚年时，回首往昔，他对自己的人生并不失望。在《自题金山画像》中，他写下对自己一生的认可：“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在漫漫的贬谪之路上，不断体察生命的意义，最终实现了与自己的和解、与社会的和解，在人生逆境中绽放出耀眼的光芒。这道光芒照亮了人生困境中的突围之道，也辉映着中国士人自强不息的精神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