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习近平同志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为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黄州区融媒体中心充分发挥互联网在宣传普及党的历史知识和理论创新成果的重要作用，在云上黄州APP，黄州声音微博，“今点黄州”微信号、抖音号、视频号等多个新媒体推出《党史百年》专题栏目，重温红色党史、讲述初心故事、回眸历史瞬间，教育引导全区党员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凝聚“做顶梁柱、当领头雁、建中心城”的精气神，谱写新时代黄州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今天编发第十一期：《刘少卿对广州起义和参加红军的回忆（六）》

栉风沐雨，风雨兼程

百年传承，红色激荡

庆祝建党100周年

刘少卿对广州起义和参加红军的回忆（六）

战地叙旧喜重逢，情深谊厚源远长。

痛惜功臣遭迫害，泪迎忠骨在机场。

1940年春，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十四年后，有个突如其来的幸福会见。1939年冬，我被任命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新四军第五师的前身)的参谋长，1940年1月间下到鄂中的京山县八字门、水洋泉两地。前任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豫鄂挺进纵队的前身)政治委员陶铸同志，有一天他突然亲切地问我：“你这个货(湖南方言)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不少的面?”“我说：“可能，我也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哩！”他立刻问我：“你原来在哪里工作？”我只好从1927年在家乡参加大革命运动到参加广州武装革命起义说起。当我说到参加广州起义时，他立刻想起来，惊异地把手使劲一扬问我：“广州市起义时你在哪个部队？”我说：“原在张发奎的第四军十二师迫击炮营当兵，后随施述之营长到警卫团第三营营部当中土传令班长。“他更感兴趣地说：“那请你把广州起义时，你所知道的情况，简单地说说看。”我说：“我们三营营部住在八交会馆的三楼上，各连住在平房里。”1927年12月11日凌晨，天还未亮，听见从远方传来了机关枪声，副营长黄烈令我去接施述之营长回营部。我受领任务下楼，刚走到楼梯口时，就遇到团部的一个少校军官背着一大捆红带子急速地跑往楼上来，他见我站在楼梯口，就操着湖南口音问我：“你们副营长在么？快叫他把这些红带子发到各连去。说着就把这些红带子递给我……”陶铸同志不等说完忙问：“你还记得那个少校军官的姓名吗？”我说：“十四五年了，哪里还记得起呢，就在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姓什名谁？”他问：“你还想起他的相貌吗？”我朝他看了一眼说，似乎有点印象，但非常不准确。这时陶铸同志把我的肩膀拍了下，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你朝我看看像不像我？”我使劲地向他脸上看去，他笑了起来，又使劲地在我肩膀上拍了两下，拉着我的手说：“我的参谋长同志，那个少校军官就是我嘛！”这时，我感慨而又激情地向他鞠了三个躬，他接着说：“施述之营长不是共产党员，他是共产党的同情分子，他从十二师迫击炮营调到警卫团第三营当营长，是我们(党)推荐的，你们那个副营长黄烈是共产党员，是第三营的党支部书记，营部的霍书记官，九连、十一连长都是共产党员，四个连每个连有一二个排长是共产党员。”谈到这里，我说：“当时我看你在广州暴动时，是警卫团里一个最活跃的人物。”陶铸同志接着说：“我还代理过一天你们营里的营长哩，指挥烧掉十二师的军械股嘛！”我说：“是的，还是你命令我去点火的哟！”他说：“这就记不得是令哪个去点火的，是传令班的人去点火，我记得住的。”他又说：“施述之营长参加了一天战斗后，要求离开部队，因为他不是共产党，我们只好答应他的要求，来个后会有期，让他暂时离开了。我说：“难怪当时我到处找不见他了。”陶铸同志又说：“梁秉枢团长是个很能打仗的共产党员，在广州暴动时，他受了伤，后来转到上海去养伤，结果被叛徒告密出卖，蒋介石把他杀害了。那个团的指导员也是个勇敢的共产党员，在暴动中，他政治鼓动工作做得比较出色，那个团参谋长和三营十连的赵连长，十二连连长，都是国民党派进警卫团搞特务工作的，除十二连连长跑掉外，其余的都被处决了。”

我问道：“广州起义以后，你到哪里去了？”他回忆着那段惊险的经历说：“我在广州暴动之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抓住了，他们没有掌握我的活动证程，只好把我关在面联重。每次审讯我的法官，是我的同乡，这个六十多岁的昏聩老朽。第一次提审时，被我辩脱了，同牢的难友们还没有什么震动。当得到第二次提审我的消息时，难友们就精神医张地议论，这次陶铸被提审可能被杀掉！于是各人拿出些钱买东西给我吃，吃了之后，就去法庭受审，走出监门时，难友们还招手致临别之意！第二次又被我辩脱了。接着以后数次被提审，难友们还是凑钱给我买东西吃，但每次还是被我辩脱了。因为反动派确实没有抓住我的真实证据，兼之那个昏聩老朽的法官又讲我不赢，就再也不提审我了”。这些难友们又议论着：“陶铸脱险了，反动派奈何他不得肯定死不了。于是大家要我还钱。”谈到这里陶铸同志和我都高兴地笑了。我问他：“你还钱了没有呢？”他又兴奋地说：“这当然是难友们亲切而又风趣地同我开玩笑的啊。”他又说：“阶级友爱和同志感情，真是超过了同胞兄弟”。他说：“刘少卿同志，根据我的经验，对国民党反动派，就是要坚定、沉着、勇敢地和他们斗，不要怕坐牢，不要怕杀头。在任何险恶的环境中，你就下定决心准备死，不能屈服向敌人求生路，只要有这样的决心和勇气，脑子里才能出智慧，当然，在法庭上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也要有策略。我和反动派的那个老法官斗争的策略、方法，都得到了同牢难友们的帮助。难友们团结起来，鼓励我的斗志，给了无穷的力量，在生活上又给我许多照顾。我是忘不了这些阶级兄弟同志对我的爱护和支持的。”讲到这里，我看到陶铸同志的眼圈有些发红，好似在流泪，嗓子也有点哽咽，慢慢地把头低下了。我知道他的身体可能不太好，像有点哮喘病，怕他因伤心而使身体受到影响，就说：“陶政委，你在广州暴动中那种为革命为人民的满腔热情和积极为党工作的精神，军事上的模范行动和卓越的指挥才能，十几年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今天的谈话中，你在监牢里和法庭上同敌人斗争的艺术，又给了我极大的数舞，我将把你这些难能可贵的精神和经验，运用到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中去。”

“本来我还想把广州暴动失败后，亲眼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在东教场对革命人民的大屠杀和我也做了陪斩人的详细经过向你倾诉的，但因我看到你的身体在反动派监牢里被折磨得比十四年前是瘦弱多了，不忍在这抗日战争炮火纷飞的场合中，来消磨你的精力，只好等以后有机会再向你请教。”陶铸同志在嬉笑声中，扬起胳臂，以敏锐的目光看着我说：“好啊！祝你在抗日战争中，发扬红军英勇善战的作风和优良传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我向他重复了一句：“好！愿你多加保重！”

在抗日反顽的激烈斗争中，战斗频繁，从那次和陶铸同志幸福会见以后，一直也没有见过面。直到1955年5月间，在广州时我给他写了一封问候信并附一张照片，托黄永胜带去。事后他要黄转告我，实在太忙，等以后有机会再相见时，继续畅谈广州起义的伟大意义。他这次重提广州起义，使我兴奋地再度回忆起1927年12月11日凌晨，夜半枪声响彻云霄，八交会馆战旗招展，军号响，战旗飘,起义健儿猛攻中央银行守敌，英勇壮观的战斗场面。陶铸同志亲临第一线当指挥，火攻敌十二师军械股，全歼敌监护排的战斗胜利，就好像是昨天的事情。那时反动派凭借其绝对优势兵力，对起义军民进行了疯狂的镇压，使广州起义遭到暂时的失败，但是中国人民革命的烈火，他们是永远也扑不灭的。相反，革命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下，经过长期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虽然，广州起义所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在广州这块狭窄的土地上，只存在了三天，但是22年后人民民主政权却在广东省全境以至全中国牢固地建立起来了。这是革命势力必然胜利，反革命势力必然失败不可抗拒的规律。在全国解放后，为了悼念广州起义英勇牺牲的烈士，1955年趁工作之便，我驱车到了国民党反动派屠杀革命志土的场所——东教场，也去过反动派关押人民的“三无宫” 牢房。发现这些地方已不像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那种死气沉沉的景象，而是变得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喜气洋洋的新面貌。

在回忆到广州武装革命起义波澜壮阔的新篇章和陶铸同志的功勋，此后万万想不到陶铸同志竟被那万恶的“四人帮”迫害致死。陶铸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党失去了一位杰出的领导人。

在党中央为陶铸同志平反昭雪后，我同陶铸同志的生前好友，到西郊机场迎接从合肥运回的他的骨灰，又在人民大会参加了为他举行的庄重的追悼会，特别是邓小平同志读陶铸同志的悼词时，我回忆了这位全心全意地为党为人民，终身为共产党主义事业献身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辉事迹。尤其是回忆到他参加广州起义时，显示出的德才兼备的文武双全的才能，以及他在反动派的监狱里，同敌人顽强斗争的坚强意志，真是可歌可泣，千古不灭。我在默哀中老泪纵横。我们可以告慰陶铸同志，你虽然被万恶的“四人帮”迫害而死去，但我们将永远的怀念你，你是我们党光荣的典范，你将浩气长存，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责编：区融媒体中心  童益